1947年春，陕北局势骤然紧张，毛泽东和任弼时在一孔窑洞里讨论中央机关转移路线。门外的警卫员听见争论声越来越高，却没有人敢贸然进去。偏偏这时，一位炊事班长推门而入，开口便劝：“两位首长，不要发脾气，这样不好。” 这个人叫李开文，是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炊事员。按身份说，他只是掌勺的；按资历说，他却是参加过土地革命和长征的老红军。更特别的是，在机关党小组里，他还担任班长，毛泽东也要参加组织生活，因此常笑称他为“老班长”。 李开文出生在安徽金寨，家境贫寒。1929年红军经过家乡时，他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亲，仍然选择参加队伍。起初，他被分到担架队，负责把伤员从火线送往后方。一次战斗中，炮弹在身边爆炸，他被气浪掀倒，醒来后发现耳朵受了伤，听力受到影响。 不能再长期上前线后，李开文被调入炊事班。长征途中，他背着沉重炊具翻越雪山、穿过草地，靠着一双脚走到了陕北。这样的经历，使他既懂战场上的艰苦，也明白一锅热饭对行军部队意味着什么。 1936年冬，中央需要为毛泽东身边补充可靠工作人员。经过熟悉他的老上级推荐，并由组织审查后，李开文被调到中央机关，担任炊事班长。初到岗位，他没有急着表现，而是先查看伙食账目。 他发现，中央首长的小灶常有警卫员和炊事员来吃，有限的伙食经费被许多人分摊，真正用于首长饭菜的部分反而不多。李开文召集大家商量：“首长的伙食费本来就有限，不能这么吃。”随后，他带头不再占用这份开支。 人数减少后，账目很快理顺。节省下来的钱，用来改善首长伙食，原本的三菜一汤调整得更加合理。有人担心这样会增加负担，他却回答：“不是多花钱，关键是不能乱花钱。”这句话，正是他办事的风格。 李开文做饭有个规矩，饭菜必须亲自尝过，才交给警卫员。有时毛泽东伏案工作，饭菜凉了又热，热了又凉，他就守在灶边等着。延安条件艰苦，毛泽东常常长时间工作，李开文便想方设法弄些肉食，红烧肉也成了餐桌上较常见的一道菜。 1947年，胡宗南部队大举进逼延安，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。究竟向哪里转移，毛泽东与任弼时一度意见不同。任弼时更看重中央机关的安全，主张向北行动，必要时渡过黄河；毛泽东则认为，留在陕北能够牵制敌军，减轻其他战场压力。 两人的争论并非私人冲突，而是安全与全局之间的艰难权衡。任弼时急切地问：“中央机关的安全怎么办？”毛泽东也动了火：“牺牲我一个，换取全局主动，值得。”门外的人听着心惊，却只能等候。 李开文得知后，直接推门进去。他没有讲大道理，只是看了看两位首长，说：“不要发脾气，吵架解决不了问题。”窑洞里安静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毛泽东和任弼时重新坐下，把路线问题继续谈了下去。 转战陕北期间，部队行军频繁，粮食供应十分困难。李开文曾带人冒险返回延安附近一处窑洞，取出早先藏下的腊肉。毛泽东得知此事后，认为这违反组织纪律，当即严肃批评。可看到李开文只是担心大家挨饿，语气又缓了下来。 两人的关系，并不只是首长与炊事员。寒冬里，毛泽东发现李开文衣服单薄，曾送给他一件羊毛衬衣。李开文转身便把衣服让给了更需要的年轻战士。毛泽东知道后，没有责怪，只说老班长总是想着别人。 1949年8月，革命形势已经明朗，李开文提出回大别山工作。毛泽东挽留道：“你走了，我们就照顾不到你了。”李开文仍想回乡，毛泽东只好同意，并嘱咐他常写信。 有人曾考虑让他到天津一座大型糖厂任职，他听说要管理上千人，连忙推辞。回到安徽后，组织又准备安排他担任县级职务，他仍认为自己更适合做具体工作，最后担任金寨县粮食系统的基层负责人。 他常钻进粮库检查，连老鼠打出的洞也亲自修补。在他看来，粮食关乎百姓生计，半点马虎不得。1956年，李开文被评为全国粮食系统劳动模范，到北京参加会议，并再次见到毛泽东。那次见面，他又亲手做了一盘红烧肉。李开文晚年仍保持红军时期的生活习惯，最终于高龄离世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