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女士的炸串摊 近日，四川宜宾高县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，留下遗言并跳河轻生，引发关注。 据媒体报道，今年33岁的摊主胡女士在当地摆摊卖炸串炸洋芋，10月6日，她接待了一位女顾客，对方因对菜量不满，在多平台发布差评。 给差评的顾客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：“避雷XX铜锅洋芋，老板娘玩不起，嫌菜堆高了就不给加土豆”，“10块钱一份的炸菜，堆得多了就不让夹菜了。我买一份肯定要吃饱啊，玩不起开什么店子呢？后面直接就不给加土豆了，两份都没有加土豆，一脸高傲的样子，搞得好像谁欠你一样。” 胡女士的丈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该顾客购买的10元炸菜为自选模式，有20余种菜品任选，装满一筐后，再视情况给顾客添加炸土豆条，“我们是菜（夹）多了土豆就少，（菜）分量特别多的情况下，（土豆条）就加不了，我们都会给客户说的”。 发布差评的帖子截图 一条差评引来了其他跟帖，有顾客指责摊主服务态度差，有人称味道不好。胡女士的丈夫表示，夫妻二人摆摊已有4年多，依靠当地的老客户和熟人口碑，蜂拥而至的差评让小摊生意受影响，胡女士也“心里有了包袱”。 事件发生后，惋惜和愤怒构成了网友的主要情绪。消费者固然有给差评的权利，但合法权利与引导网暴之间的边界在哪里？ 一个顾客的差评引发连锁反应，店主最终轻生，当然是较为极端的个例。消费者给出差评，是市场规则之下的个人权利。事件发酵后，第一位发帖的顾客也经历了下一轮网暴。 在这个事件里，如果存在恶意，那必定不全然由个体的情绪来放大和推动。平台算法的流量机制、未必适用于所有类型商家的评分体系，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追究的。 最后一根稻草 在本事件中，女摊主在自杀前发表了上千字遗言，花了大量篇幅详述自己从初中毕业后进入社会打工，再到相亲、结婚、生子，到摆摊维持家用的这些年。 遗言内容显示，儿女出生后，为了补贴家用，胡女士与丈夫开始摆摊，每天凌晨1点才能入睡。在街坊邻里之间，他们的小摊口碑不错，“有时候顾客选菜说装不下，我也给顾客说没事，一会儿我给你加菜进去”。 因此，差评事件后，胡女士自称委屈，“从避雷视频发出来，这两天我的天空都是黑压压的，心里就在想哪个哪个又差评了！我现在手和脚都很麻，趴在我女儿的书桌上写着这些字，心里有很多话不知从何写起，我看着差评撕心裂肺的哭，眼睛哭肿了，要想谋生扛起一个小家庭太难了！……我以为我踏实做事，会扛起我的小家，陪伴着两个娃娃长大！我想诚心经营着小摊，避雷视频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！永别了，这个黑暗的世界！评论区里踩雷了的评论者，愿你们今后永远都不踩雷！” 一个勤恳劳作、辛苦养家的母亲，何至于因为几个差评就放弃一切，走上不归路？ 遗言中“最后一根稻草”的说法引起了人们的共鸣，一个承受着生活重担的普通妇女，已经不再能承受一次“短暂的网暴”。 摊主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帖子 应该区别的是，事件的核心起初并不是“网暴”，只是“差评”。但从“差评”发展成为互联网上的一个“避雷现象”，它开始进入与网暴难以厘清边界的灰度空间。 给差评是每个消费者的权利，它微小，但的确扭转了过去中心化的商品经济模式，成为更透明、公平的市场调节机制中重要的环节。一个理性消费者的评价标准，除了与他自己的口味偏好有关，也与他在市场上横向感受到的对比有关。也可以说，评价机制促进了商家之间的良性竞争。 “避雷现象”则是与互联网的发展深度绑定的。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，消费者的决策极大依赖线上信息网络，而非传统邻里空间的口耳相传。在线上平台的口碑与评分，越来越成为消费者判断一家店铺的重要标准，也越来越掺杂额外的利益筹码。 本次事件的小摊，其实仍然活在相对传统的生态里。胡女士在四川宜宾高县的一个夜市街道摆摊，一般而言，这种小范围的小本生意，挣的不是网络效应和商业营销的钱，而是聚焦于当地的街坊居民。 因此，夫妻俩虽然不是靠商业形象存活，但他们其实也极大地依赖小范围的口碑。 摊主在社交平台发布的摊位照片 这也就造成了传播能力与承受能力的错位：从理论上，平台评价机制对他们的影响应该不大，但由于缺乏网络舆论处理经验和对应的自保本能，在收到差评时，他们难以理解，更难应对。 这种来自不同维度的打击带来的无力感，在胡女士遗言中显而易见。“我勤勤恳恳起早贪黑，不想着偷工减料，只想着生活能好过一些，这么点小本生意都要受到重创，人生还有什么盼头？” 我们不能苛责胡女士的承受能力太弱，但是我们也应厘清，在被互联网“避雷”的时候，一个规模大、营收多、分布广的品牌或者行业，与一家摊贩的承受及应对能力，有着天壤之别。 “避雷”文化与权利的变质 现在，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：如果你打算去一个地方，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和经验帖时，看见有网友在标题里使用“避雷”字眼，附带几个聒噪的感叹号。你内心会对这个地方产生“咯噔”一下的怀疑，甚至重新评估计划吗？ 出于一种自保的直觉，消费者难免立刻拉起警觉心